- 2017-08-11 16:13:54 来源:澎湃新闻
文化遗产保护是工程吗？如何对于文物价值进行评估？对于复建问题，我们应该持怎样的态度？在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看来，以文物保护来说，应该是研究项目，而不应简单地视为工程，“如果将它作为工程看待，文保工作不可能做好。现在有很多古城，把城重新修建起来，很多地方投入了巨资，但实际上不一定是文物保护。”
宋新潮是8月10日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的2017（上海）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以下简称“建博会”）作这一表示的。“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特摘要刊发宋新潮在开幕当天的主旨发言。
契机：从没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关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根据官方统计数字，经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全国不可移动文物76万件。与此同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公布了七批，国家文物局也正在进行第八期遴选。目前，中国已有429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不久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鼓浪屿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加上可可西里等世界自然遗产，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仅次于意大利，排名第二。在宋新潮看来，这并不意外，中国当仁不让，就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文物保护的资源和基础。但如何保护它们，也是文物工作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宋新潮列举了目前三个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影响最大的方面。
首先，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这是历史上划时代的变化。今天中国有能力做很多过去想做不能做的事情。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解放，包括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方法、技术方面，中国与国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不断交流、学习中，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化遗产，应该如何保护？
第二，我们的社会从没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社会组织的参与，不是今天才开始的，社会力量始终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力量。
今天，随着经济多样化、社会组织多样化，更多社会团体愿意为文化保护做贡献。此外，文物保护事件往往会成为社会事件，例如黑龙江刘亚楼故居被拆除的事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说明全社会都在关注、关心文保工作。此外，国家文物局有一个举报中心，每天也会接到各个方面的反应。
第三，从政府、国家的角度来看，文化遗产保护，某种程度上是政府主导、负责的。由于近代国家产生，国家保护文化遗产，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要标志。如今，文化遗产保护更是和民族复兴联系起来。 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不只是对于古物的爱好，更多时候，也体现了国家意志。
问题：很多地方投入了巨资，但不一定是文物保护
在宋新潮看来，有了社会的支持和监督，有了经费的保障，也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他认为，现在的文化遗产保护，突出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认识问题。什么是的文物？保护什么？怎样保护？为什么保护？很多时候，有一些观点的分歧、矛盾，都是关于这些问题的观念不同。比如，新技术能不能用？复建是不是文物保护？在他看来，现在有很多古城，把城重新修建起来，很多地方投入了巨资，但实际上不一定是文物保护。此外，配合基础建设的同时，新发现文化遗产如何处理？新旧建筑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们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
第二个角度是制度层面的问题。中国在推进依法治国，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推出了很多制度方面的要求。但这些制度和文保的关系如何？比如，文物保护算什么？目前各个方面都会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工程。按照工程的概念来实施、管理，经费采取招标的方式，采取监理的方式，设计和施工分离。与此同时，很多方面出问题，也是制度方面的。在宋新潮看来，将文保视为工程，其核心是体现了系统性、多样性和连续性。但是典型的工程项目和文物保护还是有很大区别。文物保护，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研究项目。因此，在制度方面，应当进行相应调节。
第三个是人才问题。按照国际标准，文物保护需要有四个方面的人员参加，包括建筑师、考古学家、规划师和法律工作者。但是中国的情况是，人才偏科比较严重。在中国，考古学家比较多。建筑师大多忙着在盖新房子，比较少关注历史建筑，也很少有人从历史建筑中得到启发，给今天的建筑设计带来启发。近年有一些规划师加入到文保工作中来，但相关方面始终在强调文保要纳入地方规划、纳入城乡规划，却始终没有纳入进去。此外，当然也需要相关法律的规范。宋新潮表示，而今，有很多大学、专业研究机构投入其中，但是针对这么大的国家而言，投入还是很有限，更不要说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包括实际操作层面上的专家，比方说工匠。在中国，有一个观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问题，不动手，不做事。因此，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来说，各方面的人才，实际上都是很缺乏的。特别是了解整体工作各个具体方面的专家。
思考：对于很多文物保护建筑，使用应该是常态
宋新潮提出了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些思考。文保是工程吗？在宋新潮看来，文物保护应该是研究项目。如果将它作为工程看待，文保工作不可能做好。他认为，做任何一个文保之前，都要做研究。比方文献学的研究，这个建筑是怎么盖的、为什么盖的，必须研究各种档案、文献、历史记录，才能理解整个建筑、其在当时的价值、各方面的特征。同时，也必须做现场研究，勘探、测量。当然，还要考虑对于技术手段的应用。最后提出一个方案，这是根据对前期所有研究的汇集，但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方案。在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做更多变更。最后，在所有工作做完之后，还需要有研究报告，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建筑。把它变成文物保护的档案。从文保的开始到结束，都是研究。宋新潮提出，文保就像医院。需要做各种化验、会诊，提出手术方案，最后，还得由最好的医生来做手术。有了方案，具体实施还是需要真正的文物保护的专家来做，而不是承包给某个施工团队。
最后，宋新潮谈论了近几年很具有争议性的复建问题，他表示，现在对于复建开了口子，不是说不能复建。但是现在人们往往没有进行充分研究，盲目进行复建，这就是在造假。现在很多地方在用建文物的概念大量进行复建。比如，河北正定要搞宋代一条街、明代一条街、清代一条街。这还是正定吗？在他看来，这已经完全不是正定了。
有观众提到长沙古街改造项目。宋新潮回应说，古街改造更多是对当地人有意义。当地人对古街的理解可能对于专家更加深入。如果政府的改造只是从旅游出发，为了搞成旅游一条街，原来的人都不愿意再回去，甚至看到就伤心。这样就失败了。所以一定要面对现代，不是为了古代的概念。
与此同时，宋新潮也举了波兰的正面案例。他提到今年在波兰华沙考察了当地的复建，表示学习其他地方的复建经验，一定要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二战前，波兰政府就在考虑城市规划，做了一些测量。二战的晚期，华沙有一次起义，希特勒决意要把华沙从地球上抹掉，当时不是轰炸，而是爆破。在城市各个地方安放了炸药。整个城市几乎夷为平地。波兰解放后，复建华沙，不仅是波兰政府的愿望，更是全民的愿望。波兰人要把华沙，特别是城市中心，建立起来。他们当时很明确，要根据19世纪最强盛的时候。用整个建筑，来宣示华沙依然活着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复建都有它的历史原因。宋新潮在考察当地复建项目的时候也阅读了波兰史，了解到它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因此，复建，对于波兰人而言，更是民族创伤的弥合。与此同时，他提到，波兰人对于自己的历史建筑也有复杂的感情。例如，科学宫是否要拆除或保留，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科学宫是斯大林赠送给波兰人的礼物，也是当时华沙最高的建筑。至今这个问题依然在讨论中没有定论，无论拆除还是保留，都是可以理解的。拆除还是复建，都是要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波兰的故事是一个个案。
为什么要复建？是不是这个地方、这个民族具有代表性、不可或缺的东西，还是为了景观或其他的因素？在宋新潮看来，他特别不能赞同的，是在历史建筑周边为了协调做一些类型风格相似的建筑，在他看来，这种做法往往结果都很拙劣。他提到，现在北京一些街道改造项目中，所谓的四合院、旧式风格建筑，结果往往是令人作呕的。因此，他认为，历史建筑的周边建筑，应该能够与其协调，同时也能够交相辉映。历史建筑，要考虑其如何融入这个时代，融入我们的生活。他认为，最杰出的案例，往往不是雷同，而是反差。比如说贝聿铭为卢浮宫设计的玻璃金字塔，既体现了功能性，也让卢浮宫更具有活力。（澎湃新闻 2017年8月10日）
宋新潮是8月10日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的2017（上海）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以下简称“建博会”）作这一表示的。“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特摘要刊发宋新潮在开幕当天的主旨发言。
契机：从没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关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根据官方统计数字，经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全国不可移动文物76万件。与此同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公布了七批，国家文物局也正在进行第八期遴选。目前，中国已有429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不久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鼓浪屿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加上可可西里等世界自然遗产，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仅次于意大利，排名第二。在宋新潮看来，这并不意外，中国当仁不让，就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文物保护的资源和基础。但如何保护它们，也是文物工作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宋新潮列举了目前三个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影响最大的方面。
首先，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这是历史上划时代的变化。今天中国有能力做很多过去想做不能做的事情。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解放，包括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方法、技术方面，中国与国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不断交流、学习中，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化遗产，应该如何保护？
第二，我们的社会从没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社会组织的参与，不是今天才开始的，社会力量始终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力量。
今天，随着经济多样化、社会组织多样化，更多社会团体愿意为文化保护做贡献。此外，文物保护事件往往会成为社会事件，例如黑龙江刘亚楼故居被拆除的事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说明全社会都在关注、关心文保工作。此外，国家文物局有一个举报中心，每天也会接到各个方面的反应。
第三，从政府、国家的角度来看，文化遗产保护，某种程度上是政府主导、负责的。由于近代国家产生，国家保护文化遗产，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要标志。如今，文化遗产保护更是和民族复兴联系起来。 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不只是对于古物的爱好，更多时候，也体现了国家意志。
问题：很多地方投入了巨资，但不一定是文物保护
在宋新潮看来，有了社会的支持和监督，有了经费的保障，也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他认为，现在的文化遗产保护，突出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认识问题。什么是的文物？保护什么？怎样保护？为什么保护？很多时候，有一些观点的分歧、矛盾，都是关于这些问题的观念不同。比如，新技术能不能用？复建是不是文物保护？在他看来，现在有很多古城，把城重新修建起来，很多地方投入了巨资，但实际上不一定是文物保护。此外，配合基础建设的同时，新发现文化遗产如何处理？新旧建筑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们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
第二个角度是制度层面的问题。中国在推进依法治国，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推出了很多制度方面的要求。但这些制度和文保的关系如何？比如，文物保护算什么？目前各个方面都会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工程。按照工程的概念来实施、管理，经费采取招标的方式，采取监理的方式，设计和施工分离。与此同时，很多方面出问题，也是制度方面的。在宋新潮看来，将文保视为工程，其核心是体现了系统性、多样性和连续性。但是典型的工程项目和文物保护还是有很大区别。文物保护，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研究项目。因此，在制度方面，应当进行相应调节。
第三个是人才问题。按照国际标准，文物保护需要有四个方面的人员参加，包括建筑师、考古学家、规划师和法律工作者。但是中国的情况是，人才偏科比较严重。在中国，考古学家比较多。建筑师大多忙着在盖新房子，比较少关注历史建筑，也很少有人从历史建筑中得到启发，给今天的建筑设计带来启发。近年有一些规划师加入到文保工作中来，但相关方面始终在强调文保要纳入地方规划、纳入城乡规划，却始终没有纳入进去。此外，当然也需要相关法律的规范。宋新潮表示，而今，有很多大学、专业研究机构投入其中，但是针对这么大的国家而言，投入还是很有限，更不要说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包括实际操作层面上的专家，比方说工匠。在中国，有一个观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问题，不动手，不做事。因此，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来说，各方面的人才，实际上都是很缺乏的。特别是了解整体工作各个具体方面的专家。
思考：对于很多文物保护建筑，使用应该是常态
宋新潮提出了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些思考。文保是工程吗？在宋新潮看来，文物保护应该是研究项目。如果将它作为工程看待，文保工作不可能做好。他认为，做任何一个文保之前，都要做研究。比方文献学的研究，这个建筑是怎么盖的、为什么盖的，必须研究各种档案、文献、历史记录，才能理解整个建筑、其在当时的价值、各方面的特征。同时，也必须做现场研究，勘探、测量。当然，还要考虑对于技术手段的应用。最后提出一个方案，这是根据对前期所有研究的汇集，但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方案。在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做更多变更。最后，在所有工作做完之后，还需要有研究报告，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建筑。把它变成文物保护的档案。从文保的开始到结束，都是研究。宋新潮提出，文保就像医院。需要做各种化验、会诊，提出手术方案，最后，还得由最好的医生来做手术。有了方案，具体实施还是需要真正的文物保护的专家来做，而不是承包给某个施工团队。
最后，宋新潮谈论了近几年很具有争议性的复建问题，他表示，现在对于复建开了口子，不是说不能复建。但是现在人们往往没有进行充分研究，盲目进行复建，这就是在造假。现在很多地方在用建文物的概念大量进行复建。比如，河北正定要搞宋代一条街、明代一条街、清代一条街。这还是正定吗？在他看来，这已经完全不是正定了。
有观众提到长沙古街改造项目。宋新潮回应说，古街改造更多是对当地人有意义。当地人对古街的理解可能对于专家更加深入。如果政府的改造只是从旅游出发，为了搞成旅游一条街，原来的人都不愿意再回去，甚至看到就伤心。这样就失败了。所以一定要面对现代，不是为了古代的概念。
与此同时，宋新潮也举了波兰的正面案例。他提到今年在波兰华沙考察了当地的复建，表示学习其他地方的复建经验，一定要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二战前，波兰政府就在考虑城市规划，做了一些测量。二战的晚期，华沙有一次起义，希特勒决意要把华沙从地球上抹掉，当时不是轰炸，而是爆破。在城市各个地方安放了炸药。整个城市几乎夷为平地。波兰解放后，复建华沙，不仅是波兰政府的愿望，更是全民的愿望。波兰人要把华沙，特别是城市中心，建立起来。他们当时很明确，要根据19世纪最强盛的时候。用整个建筑，来宣示华沙依然活着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复建都有它的历史原因。宋新潮在考察当地复建项目的时候也阅读了波兰史，了解到它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因此，复建，对于波兰人而言，更是民族创伤的弥合。与此同时，他提到，波兰人对于自己的历史建筑也有复杂的感情。例如，科学宫是否要拆除或保留，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科学宫是斯大林赠送给波兰人的礼物，也是当时华沙最高的建筑。至今这个问题依然在讨论中没有定论，无论拆除还是保留，都是可以理解的。拆除还是复建，都是要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波兰的故事是一个个案。
为什么要复建？是不是这个地方、这个民族具有代表性、不可或缺的东西，还是为了景观或其他的因素？在宋新潮看来，他特别不能赞同的，是在历史建筑周边为了协调做一些类型风格相似的建筑，在他看来，这种做法往往结果都很拙劣。他提到，现在北京一些街道改造项目中，所谓的四合院、旧式风格建筑，结果往往是令人作呕的。因此，他认为，历史建筑的周边建筑，应该能够与其协调，同时也能够交相辉映。历史建筑，要考虑其如何融入这个时代，融入我们的生活。他认为，最杰出的案例，往往不是雷同，而是反差。比如说贝聿铭为卢浮宫设计的玻璃金字塔，既体现了功能性，也让卢浮宫更具有活力。（澎湃新闻 2017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