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7-20 14:56:47 来源:世界遗产
值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中国福州召开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国家文物局对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衷心祝贺。同时，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以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等国际机构和专家长期以来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事业的关心、支持与帮助。
中国是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中国拥有数量巨大、类型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不可移动文物总数超过76万处（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国有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我们拥有各类博物馆5535个，每年举办陈列展览近2.9万个，吸引超过12亿人次参观。文化遗产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蕴涵着丰富知识、智慧、艺术的无尽宝藏，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是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5年，中国正式缔结《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1987年，长城、明清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等首批6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三十余年来，中国政府始终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和越来越多的缔约国一道，致力于共同恪守《世界遗产公约》所创立的遗产保护理念，共同践行《世界遗产公约》所倡导的国际保护行动，以保护为目标，以研究为基础，以申遗为抓手，守望传承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的珍贵文化和自然遗产，为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各国文明、文化发展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十余年来，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华文明发展成果实现全球共享。截至目前，我们已成功申报55项世界遗产，其中的37项文化遗产涉及考古遗址、石窟寺、古建筑、文化景观、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遗产运河、遗产线路等各种类型，时间纵横近百万年，空间跨越近5000公里，涵盖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各历史阶段、各发展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展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独具特色的精神追求和一脉相承的生态智慧。2014年，长逾一千公里的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创造了世界上最大时空尺度运河遗产申遗与巨型线性遗产保护管理的成功案例。通过这些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向世界生动展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历程，促进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互通与互信，增进了与各国人民的理解与尊重，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独特贡献。
三十余年来，中国始终致力于提升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水平。今天，我们已颁布世界文化遗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127部，建设专门保护、管理机构136个，搭建“一总多分”的监测预警数字平台和监管体系。我们组织实施了长城、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大足石刻等一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全面改善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存状况。我们引导遗产地社区、民众参与遗产保护、管理，有效增进公众遗产保护意识，拓展全民参与遗产保护途径。我们推动高科技手段应用，开展跨学科跨领域合作，不断提升遗产保护和展示水平。我们引导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遗产保护与教育互动、与产业融合、与环保并行、与人民福祉相连。2019年，3.88亿人次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地、体验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之美，促进了遗产保护成果全社会共享。世界文化遗产在遗产地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三十余年来，中国始终致力于深化世界遗产保护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多次担任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主席国，积极与世界遗产中心及其专业咨询机构开展深入合作，成功举办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第15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以及一系列等重要国际学术会议。我们积极推进中国与中亚丝绸之路跨国申遗与保护、中英“双墙对话”等跨国合作项目。2014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世界遗产委员会多年倡导的丝绸之路跨国保护研究项目首次取得突破性进展。此后，我们定期举办丝绸之路遗产保护管理培训班、积极开展丝绸之路共享数据库建设，共同提交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报告，使三国间的合作不断深化，日益巩固。我们积极参与遗产保护国际交流和技术援助，实施柬埔寨吴哥古迹、蒙古国博格达汗宫、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缅甸蒲甘地区佛塔、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等重大遗产保护、申遗项目，在肯尼亚、孟加拉国、埃及等二十多个国家开展联合考古，为构筑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添砖加瓦，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三十余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国际遗产保护理念与东方遗产保护哲学的互鉴共融。以《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威尼斯宪章》等为代表的重要国际文件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应用，文化景观、文化线路、产业遗产等新型遗产先后被纳入甄别与保护范围，遗产环境、遗产地精神、城乡可持续发展等不断成为遗产保护重要关联因素，以《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为代表的行业文件，探索建立了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理论体系。我们参考世界遗产影响评估和监测工作方法，探索建立了中国文物影响评估和预防性保护制度，使文物保护更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我们注重保护文化多样性、联合利益相关者，合理发展遗产地旅游和遗产城市开发建设，引导人们以更加广阔和深远的思考对待遗产保护问题，促使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得到进一步重视和发挥。在此基础上，我们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发布《西安宣言》《北京文件——关于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等多个国际文件，促进了文化遗产保护亚洲理念和实践对国际学术发展的有益补充。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守护人类文明成果在推动各国社会和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9年5月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说：“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为了守护我们的文化根脉，中国政府近年来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文物保护工程，其中包括：启动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通过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为公众提供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的公共文化空间；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通过持续推进考古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梳理阐释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夯实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基础；探索建立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推动区域性文物资源整合和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创新文物保护利用机制，助力遗产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加强中国石窟寺保护利用，通过开展石窟寺考古调查、编制石窟寺保护利用和考古专项规划，分类实施石窟寺保护工程，使石窟寺保护系统化、精细化。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人类未来发展进程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保护文化遗产，守护文明成果，促进对话与交流，消除不同文化间的隔阂与冲突，推动世界和平和可持续发展，业已成为国际共识。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缔约国加强沟通与合作，积极参与世界遗产研究、管理、保护等各项国际事务，推进“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系统开展文物援外、历史古迹保护修复、联合考古、展览交流等各领域合作。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愿与世界各国政府、人民一起，勠力同心，筑牢文化根基，为实现人类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付出不懈努力。（《世界遗产》杂志第99期 作者为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
中国是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中国拥有数量巨大、类型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不可移动文物总数超过76万处（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国有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我们拥有各类博物馆5535个，每年举办陈列展览近2.9万个，吸引超过12亿人次参观。文化遗产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蕴涵着丰富知识、智慧、艺术的无尽宝藏，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是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5年，中国正式缔结《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1987年，长城、明清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等首批6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三十余年来，中国政府始终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和越来越多的缔约国一道，致力于共同恪守《世界遗产公约》所创立的遗产保护理念，共同践行《世界遗产公约》所倡导的国际保护行动，以保护为目标，以研究为基础，以申遗为抓手，守望传承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的珍贵文化和自然遗产，为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各国文明、文化发展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十余年来，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华文明发展成果实现全球共享。截至目前，我们已成功申报55项世界遗产，其中的37项文化遗产涉及考古遗址、石窟寺、古建筑、文化景观、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遗产运河、遗产线路等各种类型，时间纵横近百万年，空间跨越近5000公里，涵盖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各历史阶段、各发展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展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独具特色的精神追求和一脉相承的生态智慧。2014年，长逾一千公里的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创造了世界上最大时空尺度运河遗产申遗与巨型线性遗产保护管理的成功案例。通过这些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向世界生动展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历程，促进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互通与互信，增进了与各国人民的理解与尊重，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独特贡献。
三十余年来，中国始终致力于提升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水平。今天，我们已颁布世界文化遗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127部，建设专门保护、管理机构136个，搭建“一总多分”的监测预警数字平台和监管体系。我们组织实施了长城、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大足石刻等一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全面改善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存状况。我们引导遗产地社区、民众参与遗产保护、管理，有效增进公众遗产保护意识，拓展全民参与遗产保护途径。我们推动高科技手段应用，开展跨学科跨领域合作，不断提升遗产保护和展示水平。我们引导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遗产保护与教育互动、与产业融合、与环保并行、与人民福祉相连。2019年，3.88亿人次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地、体验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之美，促进了遗产保护成果全社会共享。世界文化遗产在遗产地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三十余年来，中国始终致力于深化世界遗产保护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多次担任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主席国，积极与世界遗产中心及其专业咨询机构开展深入合作，成功举办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第15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以及一系列等重要国际学术会议。我们积极推进中国与中亚丝绸之路跨国申遗与保护、中英“双墙对话”等跨国合作项目。2014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世界遗产委员会多年倡导的丝绸之路跨国保护研究项目首次取得突破性进展。此后，我们定期举办丝绸之路遗产保护管理培训班、积极开展丝绸之路共享数据库建设，共同提交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报告，使三国间的合作不断深化，日益巩固。我们积极参与遗产保护国际交流和技术援助，实施柬埔寨吴哥古迹、蒙古国博格达汗宫、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缅甸蒲甘地区佛塔、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等重大遗产保护、申遗项目，在肯尼亚、孟加拉国、埃及等二十多个国家开展联合考古，为构筑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添砖加瓦，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三十余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国际遗产保护理念与东方遗产保护哲学的互鉴共融。以《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威尼斯宪章》等为代表的重要国际文件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应用，文化景观、文化线路、产业遗产等新型遗产先后被纳入甄别与保护范围，遗产环境、遗产地精神、城乡可持续发展等不断成为遗产保护重要关联因素，以《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为代表的行业文件，探索建立了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理论体系。我们参考世界遗产影响评估和监测工作方法，探索建立了中国文物影响评估和预防性保护制度，使文物保护更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我们注重保护文化多样性、联合利益相关者，合理发展遗产地旅游和遗产城市开发建设，引导人们以更加广阔和深远的思考对待遗产保护问题，促使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得到进一步重视和发挥。在此基础上，我们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发布《西安宣言》《北京文件——关于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等多个国际文件，促进了文化遗产保护亚洲理念和实践对国际学术发展的有益补充。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守护人类文明成果在推动各国社会和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9年5月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说：“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为了守护我们的文化根脉，中国政府近年来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文物保护工程，其中包括：启动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通过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为公众提供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的公共文化空间；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通过持续推进考古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梳理阐释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夯实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基础；探索建立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推动区域性文物资源整合和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创新文物保护利用机制，助力遗产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加强中国石窟寺保护利用，通过开展石窟寺考古调查、编制石窟寺保护利用和考古专项规划，分类实施石窟寺保护工程，使石窟寺保护系统化、精细化。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人类未来发展进程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保护文化遗产，守护文明成果，促进对话与交流，消除不同文化间的隔阂与冲突，推动世界和平和可持续发展，业已成为国际共识。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缔约国加强沟通与合作，积极参与世界遗产研究、管理、保护等各项国际事务，推进“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系统开展文物援外、历史古迹保护修复、联合考古、展览交流等各领域合作。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愿与世界各国政府、人民一起，勠力同心，筑牢文化根基，为实现人类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付出不懈努力。（《世界遗产》杂志第99期 作者为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