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

编者按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8日下午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很早就有学者注意进行古代遗迹的考察和古代遗物的研究，早在北宋时期就产生了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20世纪20年代，仰韶村、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此后的百年间，几代人筚路蓝缕，如今业已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学科体系。理论是学科发展的引擎，理论的完善与创新可有效带动、推动学科的进步。本文从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前沿理论对学科发展的作用入手，梳理、分析中国考古百年的历程，并进而提出：中国考古理论必须具有中国气派。
　　进入催人奋进的新时代，学术界和坊间猛然发现中国考古正处在历史发展的最佳时期。特色讲坛的专家解读，目不暇接的各种展览，访客盈门的文保单位，深受民众关爱、舆论关注、社会关心，“如果国宝会说话”“我在故宫修文物”等节目家喻户晓，不胫而走。考古文博事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贴近社会，几乎成为当今的网红。

1、中国考古的三个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更加深入人心，“让文物活起来”的时代强音，一系列的国家政策导向，为考古文博事业的充分发展提供强劲动力。而中国考古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与学科自身的发展逻辑相统一，无疑为其蓬勃发展增添了羽翼。
　　中国考古有三个特点值得一提。这就是：与时俱进的敏感性、历史探索的深邃性、信息资源的多样性。社会越进步其贡献越醒目；科学越发展其奥秘越诱人，国家越强盛其责任越重大，此乃时代敏感性之谓也。考中国之古绝对绕不开文献典籍，这是中国历史传统的特殊性，而超越古代文献的深度探索才是中国考古的崇高境界，此乃历史深邃性之谓也。中国考古揭示的历史信息覆盖古代社会各个方面，为多学科输送历史资源的任务相当艰巨，舒张功能全面、持久和强大，此乃多样性之谓也。如此卓越的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大放光彩。
　　但是，多年来，学术界对考古学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存在误区，或者有以偏概全的倾向，层位学、类型学几乎成为中国考古学理论的代名词。其实，此二者主要是应用于田野考古的方法和理论，只是获取古代遗存的理论与方法，只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一个支系，而非其全部内容。
　　与许多学科相似，中国考古学理论是立体的结构，由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前沿理论组成。它们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不可分割，又不能厚此薄彼。

2、基础理论形成中国特色

　　考古学是通过物质遗存研究逝去历史的学问，是通过地下宝藏探索未知世界的学科。用科学方法揭示古代遗存的面貌与特征，用科学手段提取其蕴含的历史信息，用科学理论和假说认识其社会意义是考古学的历史任务与光荣使命。在这个过程中，考古学的发现永远是第一位的，是前提也是基础。田野考古发掘质量永远制约研究水平，因之，它自然成为学科赖以生存的基础理论，是考古学研究与考古教育的根基。
　　蓦然回首，考古已然不在原来处。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之时，世界考古水平也不过是按深度计算，当时的中国处在模仿学习的阶段。唯少数学者“动手动脚找东西”，只几个地点稀稀落落有发现。谁能想见她的未来竟然是后发先至惊艳时光，谁能看到她的前途竟然是曲径通幽，光明灿烂！
　　中国智慧无比强大，从西阴村到安阳，从后岗到西安，中国田野考古经过几次跨越就从按深度记、按文化层记，发展到按堆积单位顺序记的考古层位学。而后，对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谱系格局研究均形成独特体系，对古代遗址分类保护更加规范系统，归纳总结出发掘、整理、研究、展示一整套理论方法，形成中国特色。中国考古学基础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完善、特色鲜明、进步巨大的事实，有目共睹，不可否认。
　　然而必须认识到，广阔天地里热火朝天的田野考古发掘，只是考古学获取资料的开始。不论基础理论多么扎实和深厚，也不能代替考古殿堂的辉煌整体，单凭考古人的肉眼凡胎不可能完成深度解析古代遗存、科学获取更多历史信息的任务。简单地依靠“眼学”经验，犹如医生单纯依赖听诊器诊断，其水平远远落后于CT、彩超等现代影像医学诊断一样，获取的信息量极少且不完整，难免诸多臆测或推断的成分，甚至存在一定概率的诊断错误。考古学遗存包含的信息资源多样性，决定了中国考古必须依靠多学科的技术手段和理论方法，取长补短，延伸研究的触角，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

3、应用理论是多学科并举的知识总动员

　　考古学研究从来就不是一个学科的单打独斗，而是科学知识的总动员。
　　中国考古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汲取养分，指导中国特色的研究；从生物学借鉴进化论和传播论，观察古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历史学拿来“两重证据法”，解读考古学文化族属与国别；从人类学引进“结构决定性质”和“功能决定形态”的理念和视角，探讨古礼遗存的发生与发展；甚至借助海洋工程的先进打捞技术开展水下考古，引进航天遥感技术推进考古影像学开展。传统的文献学、考据学、古文字学的理论方法，地理学、物候学、天文学理论知识，统统为我所用，都来助力中国考古研究，为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做出大量有益尝试，收获引人关注的知识经验。仅此便可以推知考古学理论必定是多元结构的。
　　这些不同的学科，理论体系庞大而复杂，彼此之间联系甚少；但是当它们联手协作共同进行分析和释读古代遗存信息时，能力超强，作用巨大，优势明显，是考古学研究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故将它们放在一起统称为“应用理论”。在强调基础理论的同时，不能抹杀应用理论的贡献；而明确其地位，熟悉其原理，才能更好地普及相关知识，推进这些理论快速、精准、合理地融入考古学，不断满足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聚焦能力、分辨能力和投射能力。
　　应用理论至少有三个来源：其一是科技考古：人们熟知的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陶瓷考古、冶金考古、农业考古、生物考古，DNA、微量元素检测技术，碳十四测年技术，还有诸多新兴的技术蓄势待发将不期而至。其二是人文历史研究的成果：包括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语言学、人类学、物候学、地理学、天文学、世界考古研究新成果等。其三是新兴的高新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数字化、人工智能等。这些科技新锐与考古的有机融合，将催生考古学分支学科的迅速出现。如同影像医学在临床医学中脱颖而出那样，又如新生儿护理的围产学崭露头角那样，中国考古学也开始形成新的分支，如考古影像学、考古生态学、考古生物学等。可见，基础理论为科学发现和获取古代遗存保驾护航，应用理论则承担提取和释放遗存信息的使命。后者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直接反映，也是考古学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应用理论门类繁多，内涵复杂，是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中最活跃、最敏感、最具活力的部分。人们通常说，考古学是人文学科中科技含量最高、反应速度最快、包容性增长最明确的，这其实就是应用理论在学科建设中迅速崛起的结果。显而易见，应用理论决定了考古学研究的细化与分支，视野与广度。

4、前沿理论是创新知识体系的动力

　　决定学科理论高度的既不是基础理论，也不是应用理论，而是前沿理论。任何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拥有高居顶层的尖端理论，其引领性、前瞻性、创新性和理论上的颠覆能力，规定学科如何发展和怎样发展，是推进学科进步的重要引擎，是创造新知识体系的根本动力。
　　生命起源、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是世界考古研究的前沿性课题。前沿性课题出前沿理论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考古率先在文明起源课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文明论成为前沿理论的第一个代表。这个比喻既生动活泼、形象逼真，又空灵飘逸、意境深远。这使人们联想到他分别对地层学、类型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论述，正是他对三个理论层次全面、杰出的贡献。
　　在中国考古学理论积累的过程中，基础理论最先登场，后来，碳十四年代测定技术的加入，科技考古的概念才逐步形成，这说明以问题为导向的探索是中国考古的进步方式。但学科的发展不会永远蜗居在基础理论方面，一定是通过应用理论研究的个案积累走向前沿理论。其形成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在中国大约是用了“一个甲子”的时间才提出自己的高端理论。
　　四十多年前，苏秉琦先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精神鼓舞下，创造性地建立“满天星斗”的文明理论，建立起中华文明的体系性认识。这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是中国学派形成的标志，更是世界考古东方大国崛起的标志。改革开放是中国考古学前沿理论诞生的助推器，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考古学体系建设、理论发展的核心优势，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伟力和内在逻辑。按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国学派的论述，1979年以后的十年间是中国考古充分发育的阶段。此后，中国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包括良渚、陶寺、石峁、古蜀等重要遗址显然都与“满天星斗”文明理论息息相关，甚至是其催生的结果。正是中国特色的前沿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才迎来考古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可见，前沿理论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舍此便不会有考古硕果的精彩纷呈和目不暇接，考古学将不仅失去高度甚至失去哲学意境，而只剩坛坛罐罐。

5、中国考古需要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

　　时光荏苒，又过去四十年。扑面而来的新一轮发展大大超过此前的任何阶段。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风起云涌、呼啸而至，中国考古被世界大潮裹挟，迅速进入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热情拥抱世界，使得中国考古学正在发生更深刻的变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梦的统一，中国考古积极参与，砥砺前行，成为国家战略的重点；互联网+中华文明，进一步为中国考古插上科学技术的翅膀，其社会能量和效益与日俱增；对传统文化的深度发掘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软实力的源泉，令人刮目相看。中国考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植，肩负的历史责任与光荣使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确而崇高。可以预期，中国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动力依然是前沿理论的突破创新。人类起源和农业起源等前沿课题，中国的理论贡献绝不可等闲视之。文明起源理论也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每次重大考古发现都能够激励中华文明研究更加深入、更加鼓舞人心。毫无疑问，中国古代历史的逻辑决定中国考古学前沿理论发展的逻辑，既不能被模仿，也不能被复制。
　　丰富前沿理论的工作任重道远。近年的考古发现引人关注，提出一些新的线索。比如：红山古国诞生于农耕与渔猎经济的结合部；河洛古国建立在仰韶晚期中原与大汶口文化的结合部；良渚古国创立于“南稻北粟”的结合部；陶寺邦国出现在华夏与戎狄的结合部；石峁邦国兴衰于农耕与游牧经济的结合部；古蜀王国屹立在长江与黄河的结合部。那么，这些不同的结合部建立的文明灯塔是通过何种途径联系起来的呢？是哪种机制将其有机地组织在一起的呢？这就是礼制，早期中国的古礼制度。“文明起兮兆东方，古礼万年始辉煌”。“结合部”的情况说明：中华文明是包括农耕、渔猎、草原和海洋等多种经济类型组成的文明综合体，拥有庞大的体量和辽阔的战略纵深，这是它连续发展，历久弥新的外部因素。古代中国，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文化和文明从来都是融精神、物质与制度为一体的，这三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连，不能分割。文明因交流而发展，古礼有基因才强大，这是中国古文化的魅力之所在，是中华文明内源性动力之所在。深刻认识与精准解读它，是新时代推进中华文明研究的重要抓手。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化有区系类型问题，文明起源也有区系类型的问题，结合部的文明现象是中华文明研究新的增长点。要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经济类型多样性入手，从结合部的重大考古发现入手，从特色的古礼制度入手，稳稳扣住中华文明的命脉，紧紧抓住中国特色，让认识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才能走出中国学派的精气神。
　　中国考古将迎来下一个百年发展的重大机遇。科学认识理论层次，正确估计发展水平；夯实基础理论，发展应用理论，丰富前沿理论，为学科健康发展积累经验，无疑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人的历史责任。（《光明日报》2020年10月11日12版 作者系广东省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卜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