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时表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随后，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于4月12日在京召开。总书记又强调，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文物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8个字，凝结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意义的认知，体现了习近平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经济》记者发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考察、出国访问时，时常对文物保护工作提出要求，并身体力行推动文物保护工作。那么文物保护的意义在何方？利弊又都有哪些？

传承文化

宏观上说，文物保护是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我们现在能够传承的文化遗产，要远比过去丰富。它比伯里克利时期的遗产要丰富，因为它包括了它之后全部希腊文明的精华，又加上了后来的成就；它比达·芬奇时代的遗产要丰富，因为它除了有达·芬奇的作品之外，还有意大利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成就；它比伏尔泰时期的遗产要丰富，因为它囊括了整个法国启蒙运动及其影响所及的成果。因此，纵然我们有所抱怨，但进步仍然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生来就有更丰富的文化遗产，生来便处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知识和艺术积累的增加，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基础和支撑。遗产在增多，接受遗产的人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提升。
    文物是这一遗产的记录者，进步就是遗产的不断丰富、保存、传播和利用。对我们而言，研究文物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这就是文化的自明：一个文明的历程，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系统，文物在原生文化的环境中，便可以起到自明的作用，使原生文化的普通观众了解文明发展的历程和脉络，甚至会促使普通观众去学习文明的发展史，在了解和学习的基础上，实现对于文化的认同。
    文物也是对时间的认同。现代社会往往不强调过去与未来的对抗，而是把过去、现在、未来看作是一个有机的体系。现在和未来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受到过去的影响。人类社会进步的实现，有赖于从过去的和永恒不灭的知识中，尤其是从传统的文化遗产里体现出来的真理中汲取营养，文物有助于人们了解、认识我们今天的社会、历史、人类取得的一切成就，以及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自然与环境变迁。
    因此，当我们在讨论文物保护的时候，更多的是在保护文物所蕴含的信息。第一，环境和人的活动所施加的影响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古代社会、人群乃至环境的情况，而这些信息是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所无法提供给我们的；第二，这些信息反映了文物的材质、病害等现状特征，这是随后文物保护过程中各种保护操作的依据；第三，有些信息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技术和观念的限制，可能无法得到我们的辨识和解释，这就需要我们先把文物信息依存的载体——文物实体，先保存起来，留待后世解决。
    经济发展
    文物保护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吗？
    目前，国家对文物的保护力度正日趋增强。文物保护越来越规范化，越来越正规化，现在，正是几千年来对文物保护最好的一个时期。
    在国家文物保护情况整体向好的形势下，有一对矛盾体无法回避，那就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文物保护和城市发展、扩张之间的矛盾有加剧的趋势。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的一位官员曾对媒体感慨：现在文物保护最大的矛盾，就是民族整体的长远利益和当地短期的经济利益的矛盾。当这个矛盾发生后，如果不是上级主管部门来管，而是由属地文物部门来管，他们就是想为文物说话，也往往无能为力。
    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应该有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但是，个别地方政府对这方面的认识相对薄弱，把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对立看待。
    从实际情况来看，文物或者文物遗址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毕竟是少数，能够像故宫、兵马俑等促进地方经济、带来收入的文物相对比较少，大多数文物是需要保护和投入的，而且投入未必能够看到产出，对当地经济发展也不一定能带来积极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个别地方并不愿意投入人力、财力。
    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看似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世界上很多专家、学者都在孜孜以求地研究，期待“鱼”和“熊掌”两者兼得。
    这也是我们将来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网 刘稚亚 2016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