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唱雄鸡天下白”。鸡年，给人们带来的是晨光般的希望。
    “鸡鸣将旦，为人起居。”在计时器尚不完善的中国古代，人们更习以雄鸡报晓的啼鸣作为一天开始的标志。晋朝祖逖闻鸡起舞，常被用于比喻志士奋发之情。由雄鸡报晓衍生出的神话，最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桃都”与“天鸡”的传说。据《太平御览》引《玄中记》：“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随之鸣。”令人感兴趣的是汉代文物中，可以看到桃都树的形貌。在河南省济源县泗涧沟西汉晚期墓中出土一株釉陶树，主干修直，侧旁横生九枝，枝端有上翘的花叶，并分别塑有飞鸟、猴子和蝉等。主干顶端塑一立鸡，高冠，长颈敛翅，挺胸傲立，似引颈欲鸣。郭沫若先生曾据《玄中记》，将该树定为“桃都”，而傲立树端的正是世间众鸡随其朝鸣的“天鸡”。
    关于桃都树，神话中还有其下有二神的传说。据《玉烛宝典》引文，桃都树“下有二神，左名隆，右名窌。并执苇索伺不详之鬼，得而杀之”。至于《太平御览》所引《括地图》中，所记二神的名字，则为“郁”和“垒”。都道出辟邪之神与桃都、天鸡的联系，鸡的形象，同样被用来辟除不详。据《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三元之日，鸡鸣而起，先于庭中爆竹，贴画鸡，或斲镂五彩及鸡于户上。”
    桃都和天鸡的神奇造型，在汉代出土文物中极罕见，而模拟家中畜养的家鸡的陶制模型，则在汉墓中大量被发现。常与猪、犬等家畜模型，以及井、灶等庖厨炊具模型放置在一起，反映出鸡这种家禽作为“六畜”之一，与人们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回忆中国古代养鸡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例如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等处，都有鸡的遗骸出土，表明家鸡在黄河流域驯化的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6000年左右。这也是目前已知的国内外最早的养鸡记录。稍后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大都有家鸡遗骸出土，表明家鸡的饲养日趋普遍。在江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虽然少见鸡骨，但是出现有最早的表现家鸡体态的雕塑作品。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邓家塆遗址出土的小型动物陶塑中，以鸡的造型多见，形体虽小，但轮廓鲜明，突出了家鸡高冠短喙的特征，颇具神采。
    到了汉代，家鸡的造型日趋写实，肖形而生动。墓中出土的家鸡模型以陶质为主，也常见木雕作品，不论是中原地区、西北地区，以及广州一带，汉墓中都可以见到造型生动的家鸡模型。在河南、甘肃的一些汉墓中，还可以看到家鸡模型与鸡埘和鸡桀（栖鸡的木架）结合放置的例子，特别是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中，多见在木制的鸡桀之上，伏卧着木雕的家鸡，刀法简练，木鸡仅具大轮廓，但颇肖形而生动。在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的画砖中，有许多描绘鸡群的画面，在一只趾高气扬的雄鸡引领下，成群的雌鸡随之行进。这些被畜养的家鸡，最终的命运是成为庄园主人盘中的佳肴。画砖中也有表现女侍杀鸡煺毛的场景，颇具生活情趣。在四川省德阳县黄浒镇蒋家坪出土的一件汉代画像砖上，画面下方左侧有一高冠长尾的雄鸡，挺胸翘尾，趾爪锐利，描绘的应是专供搏戏的“斗鸡”。“斗鸡”游戏，中国古代颇为盛行，从帝王到庶民，都极喜爱。在唐章怀太子李贤墓的壁画中，有一位黄山绿裙的高髻侍女，怀抱一只高冠修尾的雄鸡，应是用于“斗鸡”，是一幅生动的风俗画。
    六朝时期，江南青瓷制作日趋繁盛，墓内随葬的家鸡模型也随之改以青瓷制作，更常常制成鸡埘的模型，釉色莹碧。同时期的青瓷器中，出现了一种“鸡首壶”或“天鸡壶”。如出土于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墓的青瓷鸡首壶，壶流塑成高冠的鸡首，鸡嘴处开圆孔即为流口。与之对应，北方的北朝墓葬中，也随葬鸡首壶，但装饰繁缛，壶鋬上饰有螭首，且有的鸡首仅是装饰，有的连口都没有。其中最华美的一件，当属出自太原北齐东安王娄叡墓的釉陶鸡首壶。
    隋唐时期墓葬中，仍保持有随葬家鸡模型的习俗，质料以陶瓷为主，有时采取群鸡造型。除了作为家禽的家鸡模型外，还有另一种以鸡造型的艺术品，就是十二时俑中的酉鸡，被塑成雄鸡首人身的造型，身着袍服。昂首伸颈的雄鸡，与十二时俑中同列的猴、兔等生肖相比，显得傲然脱俗，与众不同。
    由于“鸡”与“吉”谐音，故中国民俗视鸡为“吉”，谨祝鸡年大吉。（中国文化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研究员 2017年2月5日）